早报讯 在22日召开的中国社会保障论坛第二届年会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表示，社会保险法立法时机已成熟，进一步推进其立法进程已列入当前工作重点。
田成平还表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经到了定型、稳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家将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逐步将城乡各类居民纳入覆盖范围，实现应保尽保。
加强基金安全监管
据新华社报道，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在出席开幕式时强调，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着力做好四项工作：
一是加快制度建设。
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要尽快制定出台《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条例》和《企业年金条例》等法律法规。
二是建立长效机制。要在继续确保各项社会保障待遇按时足额发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并抓紧制定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办法。
三是加强经办管理。加快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老年服务体系。
四是加强基金安全监管。制定基金管理监督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征缴稽核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要情报告制度，充分发挥行政监督、专门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在随后的发言中坦承，我国社会保障领域还有不少人民群众和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没有解决好，也将面对人口老龄化、就业形式多样化和城市化等严峻的挑战。
社保法有所为有所不为
同天，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在年会上介绍说，目前正在制定的《社会保险法》将规范社会保险的不同险种、人员适用，以及基金的征收、管理、运营和监督等，将尽快提请人大审议。
对目前难以作出明确规定的养老、医疗保险的具体模式、费率、统筹层次、待遇标准等，郜风涛透露，社会保险法可暂不作规定或只作原则规定，有关具体规定通过制定养老保险条例、医疗保险条例等加以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此前在一次座谈会上曾表示，按照立法计划，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法是社会领域的标志性立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部良好的社会保险法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定的稳定器和安全阀。
关键是确立目标模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22日在出席年会时也表示，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制度不科学、不合理、不可持续，国家和相关的社会群体将承担巨大的代价。”
成思危提出，开展战略研究的关键是确立目标模式，到2020年时我国要建立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当是一个“全面、系统、适度、公平、有效的体系”。
“全面”是指要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其他（工伤、意外事故、生育等）四个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系统”是指政策、制度和体制要健全完善；“适度”是指要按照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确立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相适应的保障水平；“公平”是指要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努力实现社会保障资源在城乡居民、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合理分配；“有效”是指政策制定、制度设计、经办管理、基金监督都要科学有效，真正达到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能转移、可持续的要求。
社保基金将扩大海外投资
早报讯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22日透露，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社保基金总规模按市值计算已经超过4000亿元；今年上半年，实现收益率15.2%，经营收益率达到21.01%。
另据新华社报道，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投资部主任刘昌林21日在香港举行的“亚洲金融论坛”上表示，目前社保基金的海外投资规模达16亿美元，收益率大约为12%，社保基金希望“不断提高海外投资的金额”，完善海外投资产业。
全国社保基金主要用于弥补今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社会保障需求。自2000年8月份建立以来，社保基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管理规模不断扩大。
从2006年底开始，社保基金开始委托机构在海外投资，目前投资规模达16亿美元。据了解，投资产品主要分四个类别：全球股票（除美国以外）、美国股票、香港地区股票、全球债券。刘昌林透露，四大类产品都有不同的管理人在管理，投资顺利，但仍希望不断开发投资更多类型的新产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其海外投资规模不能超过社保基金总额的20％。截至目前，中国社保基金的总规模为4600亿元人民币（约合620亿美元），主要有四个资金来源：第一，中央财政划拨的超收收入1428亿元；第二，2000年以来的国有股减持资金；第三，彩票收入中每年划拨的80亿至100亿元；第四，社保基金本身的投资收入，近几年这一收入数额越来越大，从开始至今，收入达800多亿元，若按浮动盈亏计算，目前市场上还有1283亿元。
据刘昌林介绍，社保基金把上述资产分为四大投资种类，采用不同的投资策略。这四大种类分别是：投资固定收益领域、直接投资、实业投资以及投资现金等价物。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外界关心的“何时启动减持国企A股补充社保基金”一事，刘昌林说，从停止的那天起有关部门就一直在研究，中央政府责成财政部牵头，国资委、证监会和社保理事会等单位一直在进行研究，“条件成熟之时，就是启动之日。”
